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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性的胜利——读《明朝文学》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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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7/07/11 17: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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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同于汉时赋、唐时诗、宋时词之类的精英文学,明朝读书人需求的是更平民的文学。

  明朝是一个稳定的朝代,自从明太祖朱元璋建国,经历了276年的统一和稳定,它既没有发生唐朝“安史之乱”那样的破坏,也没有发生像宋朝南迁那样的分裂,更没有像清朝鸦片战争那样的国难,而是基本上平平安安度过了276年,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不过,单从文学上看的话,明朝文学倒不像政治上那么稳定。

  在明朝的一开始,从朝堂到民间,谈论文学实际上离不开谈论理学。

  朱元璋信奉这种宋朝时出现的新儒学,明朝的科举“考试大纲”规定得更是严格,必须从朱熹所编定的“四书”中出题,对其理解和运用也必须遵循程朱的注疏。官方对理学的肯定,成了指挥和规范着儒生们的指挥棒,整个士子阶层看似被禁锢在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的牢笼里。但同时,大规模的科举取士,却让统治者的“完美牢笼”渐渐变得崩坏。

  在明朝之前,中国有着明显的贵族阶层,哪怕是在实行科举制度之后,读书也只是少数人的专利,极少有寒门士子能跃过龙门,但在明朝,大规模的科举考试出现了,读书人越来越多,读书的门槛也越来越低。政府用减免赋税的激励机制来鼓励这种增长,因为这有利于理学思想的统一。

  遗憾的是,随着生产力的进步,一切开始往另外的方向发展了。

  尤其是在江南,明朝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,读书人越来越多,识字率也大幅上升,一大批能读书认字,却无望走科举入仕道路的市民有了新的精神文化需求。不同于汉时赋、唐时诗、宋时词之类的精英文学,社会上需求的是更平民的文学。

  现在看来,明代文学发展的走势,是一个先抑后扬态势。以嘉靖年间为界,可分前后两期。

  前期,回归期。即对儒学文艺观的回归。社会由乱而治。随着明初经济复苏,社会相对稳定,再加之政治上的特务统治和文化上的专制主义,思想的理学控制,增添了创作上的不安全感。无奈文人向古人乞讨,人们转向对平稳和谐、雍容典雅的欣赏。此时台阁体、道德剧大行其道,创作步入了贵族化和御用化的轨道,而走向死沉。

  后期,是文学突变时期。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,市民阶层的壮大,思想统治的松动,王阳明心学的流行,创作主体精神高扬,文学很快复苏而大步迈进,很快地迎来了文学突变和全面繁荣。小说有《西游记》《金瓶梅》问世;戏曲有《宝剑记》《浣纱记》《鸣凤记》三大传奇问世,汤、沈剧坛争霸;诗文流派此起彼伏;三言两拍,叹为奇观。共同的审美趣味急剧转向世俗化、个性化和趣味化,完成了文学史上的一次突破。

  等到了晚明,君王早期提倡的“存天理,灭人欲”早已被束之高阁,反倒是包括色情文学在内的市民文学流行起来,当更多人能读能写时,文学也变得通俗而充满活力。而最通俗,也最流行的就是最能切中人性欲望的“床笫文学”。

  朱元璋显然不会想到,他定好的规则这么快就被打破了,当然,打败这位千古一帝雄才大略的其实并非“床笫文学”,而是人性。(俞尔冬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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